存在多年的“號販子”頑疾與互聯網時代愈演愈烈的“網絡醫托”現象，在近期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涉醫公共事件背后不時浮現，成為“新醫改”攻堅階段無法回避的熱點問題。
“‘號販子’只是一個搶紅包的。”聽到八部門聯合下文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的消息，何敏(化名)脫口而出。
作為浙江一家二甲醫院的一名內科醫生，長期關注醫改的何敏覺得，“號販子”其實是從患者手里搶走了國家提供的普遍醫療福利，醫生并未因此獲得額外收益，卻往往背負了最終的罵名。
5月3日，國家衛計委等八部門聯合制定的《集中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專項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對外發布，八部門決定以優質醫療資源相對集中的地區為重點，在全國聯合開展一次專項行動，吹響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的集結號。
存在多年的“號販子”頑疾與互聯網時代愈演愈烈的“網絡醫托”現象，在近期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涉醫公共事件背后不時浮現，成為“新醫改”攻堅階段無法回避的熱點問題。
屢攻不下的醫療領域頑疾
2016年初，一段東北女孩在北京市廣安門中醫院怒斥“號販子”的視頻在網上熱傳，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
“其實黃牛許多行業都有，最典型的就是倒賣火車票的票販子，但當醫院號條這種涉及生命健康的資源被用于倒賣盈利，更容易刺激人們的道德神經。”何敏很無奈地說，作為一名醫生，他陪家人去大城市醫院看病時也曾找過“號販子”，“時間往往對于病人特別重要，尤其是在大城市，多滯留一天就多一天生活成本，更會延誤診治。”
正如本報記者此前在一篇相關報道中所述，“‘號販子’年年都管，今年的勢頭更加猛烈”。實際上，醫院“號販子”已經存在至少20多年了，“醫托”出現的歷史也不短，衛生和公安等部門也曾多次下大力氣整治過。
據《光明日報》1998年7月的報道，早在當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就曾針對北京同仁醫院的“號販子”進行了集中打擊，抓獲一批倒號的不法人員。在2002年的暑期行動中，東城分局又在同仁、協和兩個醫院查獲“號販子”65人。
最大的一次全國性行動出現在2005年10月，當時衛生部、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家中醫藥局4部門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了一場嚴厲打擊“號販子”“醫托”的專項執法行動，并讓公安機關根據需要在醫院設置警務工作室，開展現場打擊，當時僅北京一地就查獲“號販子”“醫托”681人。
打擊力度越來越強，然而“號販子”和“醫托”并未因此消失，反而“與時俱進”。2010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啟動“晨鋒”行動，共抓獲“號販子”、“醫托”等違法人員194人。
2014年4月，上海搗毀當時全國的最大“醫托”詐騙團伙，抓獲易斌等160名涉案人員;同年8月北京警方也在收網行動中，抓獲“醫托”詐騙犯罪嫌疑人113人。
面對互聯網時代出現的新型“號販子”，2016年2月，北京甚至動用了“打黑刑警”來打掉一個利用微信群抱團倒賣醫院就診號的團伙，抓獲團伙成員29人。
“‘號販子’這個事反映出的是優勢醫療資源的稀缺，以及醫療實際價值與就醫價格的差距。”何敏認為，“醫療決策太需要專業知識了，光靠搜索引擎和網上聊幾句很難作出準確判斷。”只要患者無法從正常渠道便利地獲得平價、優質的醫療資源，“號販子”和各種“醫托”就有其生存的空間。
分三階段建立長效監管機制
法治周末記者注意到，與往年的類似打擊行動不同，今年的專項行動涉及部門之廣、設定目標之明確、措施之全面，都顯示出這是一次從國家層面向“號販子”和“網絡醫托”發起的“總攻”。
這份行動方案由國家衛計委等8部門聯合制定，與11年前的全國性行動相比，這次增加了中央綜治辦、中央網信辦、工信部和軍委后勤保障部衛生局4個部門，從治理層級、治理手段和覆蓋范圍方面均得到了顯著加強。
行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集中力量，重拳出擊，嚴防嚴打，對‘號販子’予以有力查處打擊”;第二階段“注重標本兼治，持續查處打擊‘號販子’違法犯罪行為，堅決鏟除黑惡勢力;排查清理醫療相關網站，查處虛假宣傳行為;梳理醫院管理漏洞，完善相關制度并推動落實，加強號源供給和管理”;第三階段“曝光典型和重大案件，將專項行動中一些好的工作機制固化成為長效監管機制”。
行動方案明確提出，近期目標以治標為主，圍繞社會關注熱點，以醫療資源集中地區為重點，集中優勢力量對重點城市重點醫院的“號販子”打一場“集群戰”，圍剿通過互聯網散布的“號販子”“醫托”等有害信息，堅決遏制“號販子”和“網絡醫托”猖獗勢頭。中遠期要堅持標本兼治，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優化醫療資源配置，完善落實相關管理制度，規范醫療機構廣告宣傳行為，斬斷“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利益鏈條，鏟除“號販子”和“網絡醫托”生存土壤。
中國醫院協會醫療法制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北京市華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鄭雪倩認為，我國憲法中明確提出“國家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保護人民健康”，對于人民健康來說，醫療衛生尤其基本醫療服務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這次從國家層面統一開展集中整治行動，就是要維護患者就醫的權利，恢復正常的就醫秩序，讓老百姓得到公平的就醫機會。
監控代掛號網站 建“號販子”黑名單
這次行動方案提出了許多具體工作措施，包括每月集中警力組織一次對各重點醫院及周邊的統一整治行動;取消醫生個人手工加號條，利用信息系統統一嚴格管理掛號加號;加強監控，搜集“代掛號”網站，研判整理互聯網“號販子”和“網絡醫托”有害信息鏈接、關鍵詞;完善重點醫院駐院民警制;建立“號販子”黑名單，并納入社會信用體系等。
“該想到的基本都想到了，具體(效果)要看貫徹落實(情況)。”鄭雪倩表示，與2005年的全國專項執法行動相比，這次行動方案更加具體和細致。她認為，除了堵住漏洞，方案中也注意了疏導需求，比如取消醫生個人手工加號條，同時建立統一信息平臺有序加號。
在醫療信息系統行業浸潤多年的肖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從技術上堵死網上“號販子”的生財漏洞是可行的。
“許多醫院雖然有網絡掛號平臺，但實際上未與公安部門的身份信息系統聯網，而且是免費預約，實名制形同虛設。”肖軍說，“號販子”可以用他人證件甚至偽造證件在網上搶號，在找到買號患者后，利用退號后的時間差，用患者本人信息搶回來。這次行動方案提出“與公安機關身份認證系統聯網”“建立預約掛號預付費、退號隨機投放等制度”，可謂是精準秒殺。
在鄭雪倩眼里，“網上‘醫托’有更大的欺騙性、隱蔽性，也不知道對方是醫療機構還是公司”。這次行動方案提出，對采取雇傭“醫托”等不正當方法招攬病人的醫療機構，探索納入醫療機構不良執業行為記分，加強懲戒。
鄭雪倩認為，可以參照目前法院對黑名單中“失信老賴”的限制性規定，對“號販子”和“醫托”從限制消費、貸款、開辦公司等方面予以限制。此外，從司法的角度來說，可以參照倒賣火車票入刑的做法，將“號販子”和“醫托”的行為，從追究倒賣票證、非法經營、詐騙等刑事責任入手予以打擊。
整治堵漏 醫改治本
在鄭雪倩眼中，完全靠遏制“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問題，并不能完全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只有先通過對“號販子”“醫托”現象的治理堵住漏洞，同時加大制度建設，在醫療體制改革中真正解決看病難的問題，從根本上消除“號販子”和“網絡醫托”的生存空間。
對此，她提出了幾點建議：
一是建立完善的分級診療制度。通過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并結合各省市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統一規劃，從省、市、縣到鄉鎮農村，各級醫院和醫療系統內部先實現級級聯動，層層負責的接診、會診和轉診制度;社區醫療機構能從上級醫院獲得醫療資源支撐，大醫院也可開互聯網門診平臺包括APP提供咨詢。這樣就不用讓患者自己摸著石頭過河，從基層開始逐級找醫院，從而減少“號販子”和各種“醫托”的活動空間。
二是加快醫生人事制度改革，促進人員流動，尋找適合醫療衛生行業的人事制度，比如醫生可以采取相對固定的簽約制，可以組建自己的醫護團隊，多點執業。
三是鼓勵社會辦醫。鼓勵有財力的個人或企業自愿資助醫院，或建立真正的非盈利性醫療機構，國家給予免稅。形成公立醫院和符合政府要求的民營非贏利性醫療機構來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盈利性醫療機構提供個性化服務的格局，增加全社會的醫療資源供給。
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分級診療要讓基層醫生有積極性看病。她認為，要讓基層醫生有積極性看病，關鍵在于管理上的放權和收入分配，再配套其他一些措施，如提高醫保病人基層報銷比例，擴大基層藥品種類、大醫院支援基層、優質資源下沉、簽約服務等。只要基層醫院醫生有積極性，是有辦法把一部分病人留下來的。
作為一名幾乎全年無休的基層一線醫生，何敏對于人事制度改革深有期盼體會，在他的印象中在他看來，“全國基層醫生收入的絕對差距并不大，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收入還能算是中等偏上，而到了經濟發達地區，就只能算是中等偏下”，他解釋說，醫療是個流動性很少的行業，很多人都在一家醫院干一輩子，因為除非跨地域流動，通常醫生跳槽并不會增加多少收入，而且往往也只能在同級別醫院之間流動。
只有醫生“活了”，醫療資源流動起來了，何敏眼里的“資源稀缺”問題才有望解決：“如果大家在家門口就能獲得可靠的優勢醫療資源，誰還會千里迢迢跑到大城市去找‘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呢?”
